相比较于戚继光与李成梁那充满忧虑的谈话，王象乾与朱八戒的谈话则夹杂着抱怨、不解。

　　 朱八戒抱怨、不解，为什么师祖与岳父都对师父不如想象中的关心，至少没有他一半的关心。

　　 而王象乾抱怨乃至责斥朱八戒拎不清，本来很容易判断的问题到朱八戒这儿却变得无比的艰难。

　　 两个人的三观本来就大大不同，认知上当然会出现分歧。

　　 直白地说，王象乾与朱八戒压根儿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而朱翊镠与曾朝节的谈话，两人的情绪似乎要复杂得多。

　　 因为通过两度的调查研究，曾朝节在辽东发现了不少问题。

　　 准确地说是叫隐患。调查研究越是深入，感觉隐患越为严重。

　　 从屯田谈到军备建设，从榷场谈到对外贸易，尤其是与女真部落之间的贸易，从边墙之内辽人的生存现状谈到边墙之外……最后落脚点在李成梁。

　　 谈到李成梁以及李氏家族时，曾朝节椎心泣血，不禁仰天而叹。

　　 想当初，也就是万历初年，内阁首辅张居正重用李成梁，使辽东明军在征讨东夷与西虏的战争中捷报频传，凯歌高奏，以致于当时的人纷纷称誉道：“今九边事情，独辽东为难，而九边将官忠勇，独李成梁为最。”

　　 可谓风光无两。如今李成梁担任总兵官已有十多年了。

　　 李成梁高祖李英自朝鲜内附，世为铁岭卫指挥佥事，遂为铁岭为籍。

　　 李成梁有大将之才，但家贫不能世袭，年四十仍为诸生，后在辽东巡按御史李辅的资助下入京述职，遇到了赏识他的张居正，从此一飞冲天。

　　 在隆庆四年（1570）年，辽东总兵官王治道战死，时任辽东副总兵的李成梁代为总兵官，从此辽东开启属于李成梁的时代。

　　 辽东明军在李成梁的指挥下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隆庆五年（1571），李成梁大破入边杀掠的蒙古察哈尔部；

　　 万历二年（1574）因建州女真首领王杲进犯辽阳，李成梁主动进攻王杲老巢古勒寨，斩杀一千余人；

　　 万历六年（1576）正月，因蒙古泰宁部入犯，李成梁夜行出边二百里，直捣蒙古军营，大破蒙古军。

　　 同年（1576）十二月，蒙古泰宁部首领再次进犯，李成梁也再次出边，二次直捣蒙古军营，大破之。

　　 万历皇帝因此封李成梁为“宁远伯”。

　　 万历八年（1580），明朝下令在广宁辽东总兵府所在大街修建石牌坊，上刻着“镇守辽东总兵官太保兼太子太保宁远伯李成梁”二十个大字（据说至今依然立在原处）。

　　 李成梁担任总兵官十几年来，先后奏大捷十几次之多，使得皇帝动不动祭告郊庙，其边帅武功之盛，大明二百余年唯他一人。

　　 民谚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李成梁四十岁年纪仍为诸生，可因为他，几个儿子年纪轻轻，不是副将便是参将，或是游击将军。

　　 大儿子李如松更是担任过山西总兵官，时年三十四岁。后来因为御史建言说，李成梁与李如松父子不能一同掌理重镇，申时行才将其调回。

　　 总之，因为李成梁，李家“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军赀、马价、盐课、市赏，岁乾没不赀。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以是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

　　 李成梁的老家铁岭那边，到处都是他的子弟部将的豪宅。

　　 ……

　　 从曾朝节的陈述中，可见他对李成梁的治理模式充满了担忧。

　　 最后还刻意强调道：“陛下，臣刚才的陈述只是基于实情，并非对李总兵不敬或不满，而是遵循陛下的旨意，实事求是地做出调查，希望对辽东乃至大明不利的因素趁早扼杀，否则臣担心积重难返尾大不掉。”

　　 朱翊镠点了点头，说道：“其实有些情况朕已经摸清楚了，来时有心让李总兵从广宁陪到辽阳，就是想先探探他的口风，李总兵自己坦诚交代了一些，包括吃空饷、私蓄兵士等问题。”

　　 “臣以为辽东治理上的问题很多，方方面面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弊端，只是因为连年有战往往被忽略，再加上李总兵过人的军事才华而掩盖了一部分，但臣以为问题不容忽视。”

　　 “实话与你说，朕这次来辽东，其中一个主要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这个吗？御驾亲征帮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只不过是个幌子。辽东的问题不解决，若帮助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届时控制不住咋办？不是自掘坟墓吗？”

　　 “陛下英明！陛下英明啊！”曾朝节又激动落泪，“臣还想着，以辽东眼下的局势，看似有李总兵镇守稳若金汤，但其实，臣斗胆说句不中听的，可谓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

　　 看了朱翊镠一眼，曾朝节接着小心翼翼地说道：“如若陛下真的帮助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臣担心将来辽东军控制不住女真族人。李总兵虽然厉害，可明军只他一人，而据臣调查，女真部落有好多骁勇善战的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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