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淮南西路招捉使李成不愧是应运乱世而生的枭雄，把握时机浑水摸鱼的能力远远超过一般军头。

　　 其人趁着同军兵威临安朝廷急诏全国兵马勤王的难得时机，兵出光州，强占南面的黄州罗田、蕲春两县，一举突破了朝廷对其部的封锁。

　　 若不是大打出手的同宋两国出乎意料的迅速媾和，导致李成的扩张计划中途搁浅，其人完全有可能借机冲破重围，进入财赋重地江南大展拳脚。

　　 朝廷送走同军后，便可以腾出手来收拾国内问题。

　　 李成审时度势，主动停止了扩张，却不愿退回光州。

　　 彼时，大宋刚刚遭遇连番大败，残存的军队士气大挫，各地民心也因此而动摇，正是急需稳定内部的关键时刻，不宜轻动刀兵。

　　 而且，李成部兵马战力可观，真要是撕破了脸皮与之大战，朝廷也未必讨得到好。

　　 赵桓无奈之下，只能下诏承认李成率部勤王的功劳，并劝其人自己撤回防区。

　　 李成好不容易打出来，自然不愿就这样退回去。

　　 其人乃以朝廷拖欠本部军饷军械为由，赖在黄州不肯走。

　　 双方僵持不下，兵部尚书路允迪建议朝廷一面与乱贼讨价还价，一面悄悄调集各地勤王兵马，待重兵云集后，再逼迫李成就范。

　　 赵桓从其请，命枢密院重新调整军队部署。

　　 其中，扈从太上皇南下的胜捷军返回后，也参与了围堵光州兵马的行动。

　　 “胜捷军”其实并不是朝廷设定的禁军编制，乃是统率西军多年的童贯为了自身安全，亲自挑选组建的一支精锐亲兵，兵力最多时有三万人。

　　 其部装备精良程度远超其他各部，且各级军士是大宋战力最强的西军再选精锐。

　　 本应该作为勤王平乱的绝对主力，只因是道君宠宦的嫡系兵马，而不能让当今朝廷放心，便被部署在“内线”位置——颖州。

　　 实事上，胜捷军的军纪确实相当差。

　　 其部驻守颖州期间多有扰民之事，导致地方怨言不绝。

　　 但要说胜捷军比起朝廷其他兵马的军纪更差，还真是言过其实了。

　　 大宋禁军的军纪只在钱粮赏赐都到位的情况下，才能勉强谈得上些许。

　　 不然的话，就算是以善于治军的将门而言，也别想跟麾下丘八谈什么军纪。

　　 胜捷军在童贯手中不差钱粮，军纪便是勉强说得过去。

　　 等到朝廷收拾童贯之后，胜捷军便成了需要防备造反的对象，压缩其编制，拖欠其钱粮，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李纲以御下不严之名斩杀胜捷军统制官焦安节，其实与朝廷以祸国奸臣之名诛杀童贯的根本原因是一样的。

　　 都是除旧换新消除隐患的必然举措，目的都是为掌控时局。

　　 正常情况下，只要钱粮到位，加上手法巧妙，未必就不能借此机会，除掉其军中的部分军头而得到一支强军。

　　 但李纲行事过于操切，且忽略了低贱的士卒也有各种复杂情绪和安全需要，后续工作没有做到位，才导致了这起本应该可以避免的兵变发生。

　　 李福率部作乱后，也知道自己仓促起事难成大事，曾暗中派人联系人在黄州的李成，希望与其联手，反了这窝囊朝廷。

　　 但李招捉虽然与朝廷的关系微妙，却始终都没有公开造反。

　　 其人身份半黑半白虽然招朝廷忌讳，行事却远较造反后更加灵活，更看不上这些头脑一热就搞事的家伙，乃拒绝了李福的联手建议。

　　 李福势孤力寡，担心朝廷调集兵马围剿自己，只能放弃幻想，沿着颖水东进，流窜至寿春府（即寿州，政和六年升为府）及濠州作乱，以壮大势力。

　　 其部初时仅有两千余惶惶不安的乱兵，除之不难。

　　 但朝廷兵马被李成阻隔，牵一发而动全身，皆不敢轻举妄动。

　　 而李成也需要有这么一个傻大胆扯旗造反，为自己分担来自朝廷的压力，乃放任李福在自己的后背搞事。

　　 如此一来，兵力本来集中的淮南路便出现了大缺口，让李福部乱军得以迅速扩张。

　　 李纲担心事态恶化而导致形势失控，只能如实上奏朝廷，请天子再降圣旨先稳住李成，再调集重兵围剿李福。

　　 首相吴敏乃是李纲的政治盟友，其人同样不习兵事，却知道朝中政治斗争的严酷。

　　 彼时，道君朝奸党基本被清除，大宋面临的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却一个都没有解决，没了奸党，朝中众人的怨气便很自然地指向了并无殊功的首相。

　　 吴敏本身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为了保住李纲，也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便只能尽力淡化李福部乱军造成的危害，并写信要求李纲尽快平定动乱。

　　 由是，淮南军情急如星火，临安朝廷却是稳如泰山。

　　 等李纲勉强稳住李成后，李福部乱军已经扩张到了庐州、滁州等地，并裹挟兵马四万余人，表面实力已经远超李成。

　　 数量如此庞大的乱军究竟能不能打另当别论，至少，内忧外患的大宋朝廷已经没有能力再强行剿灭这么大的武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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