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之前下令，着兵部派人捉拿柳总旗问罪惩处。”

　　 朱棣听了朱高煦所言，自然是毫不犹豫的点头同意，看向金忠吩咐道：“人若是抓回来了，就尽快依法惩处，枭首示众,

　　 平息民愤。”

　　 金忠却躬身道：“启禀陛下，曹国公之前呈上来的军报记录，杀人夺粮，祸害百姓的总旗柳杰，早在大军克复吐鲁番城之役时战死。”

　　 朱棣闻言一愣，随即说道：“既然是战死，也算为国捐躯。”

　　 “陛下，臣以为对待柳杰，不可用‘八议’之制论其罪过。”

　　 金忠立即接话道。

　　 “八议”制度，是封建权贵犯罪后，享受“大罪必议，小罪必赦”且朝廷司法衙门不得擅做处理的特殊优待制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当权派在立法上引礼入律，形成许多新的法律原则或制度，使由汉朝开始的礼法结合得到进一步发展，“八议”制度既是其中之一。

　　 “八议”内容具体为一议亲、二议故、三议贤、四议能、五议功、六议贵、七议勤、八议宾。

　　 该制度的直接渊源是《周礼》中的“以八辟丽邦法”，自曹魏《新律》始正式载于律文，《唐六典》卷六称“是八议入律，始于魏也”。

　　 这种制度的出现是封建礼法结合的产物，也是“刑不上大夫”礼制原则的具体体现，相当于封建等级特权制度在刑法适用上的进一步具体化，是对封建贵族官僚减免刑罚处分的特权规定。

　　 历史上，此种制度自曹魏首次入律之后，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

　　 朱棣听了金忠之言,

　　 颔首道：“不错，对待柳杰这种人,

　　 确实不适用‘八议’之制。功是功,

　　 过是过，不可混为一谈。”

　　 他说到这里，朗声道：“金忠听旨。”

　　 “臣在。”金忠道。

　　 朱棣道：“传朕旨意，将柳杰的恶行与朝廷对其惩处通传全军，让将士们引以为戒。另外，兵部要派人抚恤柳杰的家眷。朕看，就以朝廷的名义，给予柳家十两抚恤银圆，再从其子侄之中，征一人入卫所军，到吐鲁番山区垦田五年，为柳杰赎罪。”

　　 朱高煦心中明白，这道旨意看似普普通通，实则蕴藏智慧。

　　 按照过去朱棣之前惩处柳杰这种屠杀无辜百姓的官兵的惯例，凌迟处死都是轻的。

　　 以朱棣的脾气，极大的可能会把柳杰剥皮实草，挂在吐鲁番城的城墙上平息当地百姓的怨恨,

　　 更不可能会给柳家抚恤金。

　　 不过，柳杰终归是为国捐躯，战死在了攻打吐鲁番城的过程中。

　　 且目前朝廷派大军西征,

　　 正是用人之际，有过必罚，有功必赏的规矩还是要立起来的。

　　 朱棣下令从柳杰子侄之中，征一人入卫所军，到吐鲁番山区垦田五年，为柳杰赎罪。

　　 表面上看是这么回事，其实凡是卫所兵都明白，这算是朱棣变相的对柳杰的恩赐。

　　 因为柳杰的那个子侄到吐鲁番地区垦田五年之后，会继续留在卫所中任职，与普通卫所兵没有区别。

　　 与寻常百姓相比而言，能够成为大明王朝的卫所兵，也算是拿粮饷的官兵了。

　　 “陛下仁慈！”

　　 金忠恭声道。

　　 朱棣接着道：“至于太子奏请追封张玉、火真等战死的有功将士之事，兵部需要拟一份具体的名单呈上来。”

　　 “臣遵旨。”

　　 金忠躬身领命道。

　　 “关于封赏有功将士之事，诸卿可还有想说的话？”

　　 朱棣俯视殿内众臣，朗声问道。

　　 朱高煦见无人说话，便再次转过身，向着朱棣鞠躬行礼道：“父皇，儿臣认为，坚守亦力把里城之战过后，安平伯李远论功当封郡侯。”

　　 历史上，李远袭父职为蔚州卫指挥佥事，在靖难之役中燕军攻打蔚州，李远举城投降。

　　 之后，他累功为都督佥事，封安平侯，禄千石，予世伯券。

　　 在永乐七年李远跟从丘福出塞，至胪朐河，丘福贸然进军，李远苦谏丘福，丘福不听，导致最后大败。

　　 当时李远率领五百骑突阵，杀数百人，马蹶被执，骂不绝口，死时年四十六，后来被追封为莒国公，谥忠壮。

　　 历史被改变之后，李远以蔚州卫指挥佥事之职，奉朝廷调令，担任第三队援西大军的参将，到了西北后归西宁侯宋晟节制。

　　 宋晟派火真援助张玉时，李远跟着火真立下了扫荡敌军伏兵的功劳。

　　 不久，曹国公李景隆与淇侯丘福领兵与张玉部汇合后，举兵攻打吐鲁番城，李远立下了先登吐鲁番城的军功。

　　 之后曹国公派信使快马送军报到朝廷，李远论功受封为安平亭伯。

　　 此后，李远率领一队奇兵，绕到亦力把里城西部，助张玉、李景隆攻下了亦力把里城。

　　 朱高煦认为，这一战，张玉、李景隆能够攻下亦力把里城，李远当居首功！

　　 后来李远又配合张玉坚守亦力把里城，一直坚持到援军到来。

　　 此战，若论守城之功，朱高煦认为张玉位居第一毫无疑义，而李远之功绝对要在战死的谭渊之上，位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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