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陶谦初用铁币，以致市场大乱，商贾百姓多疑币之信而不行。

　　 陶谦心急如焚，乃召匠师商议，遂修定策以济之。

　　 久思良策，陶谦决意改铁币之质，增其价值，使民众易受。

　　 于是命匠师重铸铁币，兼少量金银于其中，以增其稳定性与信誉。

　　 陶谦亲自下令，新铸铁币可于市中以优价易旧币，意在固其币值，并大力宣新币之利。

　　 然民众疑铁币者甚众，虽有陶谦之令，犹迟疑不敢贸然。

　　 市中流言四起，谓新币无益，仅欲使民换币而已。

　　 陶谦闻之忧心，令司市者加紧宣导。

　　 时道荣闻陶谦之新策，意图挫之。乃于徐州周边大量投放洛阳金银币，以极利汇率易徐州铁币。

　　 凡持铁币者皆得利而得金银，市井争相趋之。

　　 顷刻之间，徐州铁币之值再受重挫，洛阳金银币迅速占据市肆。

　　 陶谦见市势不稳，复推新币，然百姓惯用金银之便利，遂心属洛阳币。

　　 新币虽优，流通始终不如预期。

　　 商贾及百姓皆疑铁币之质，宁用洛阳金银币而弃徐州铁币。

　　 陶谦之策始受挫。

　　 陶谦急谋对策，思以外援救局。

　　 乃遣使北上，向数大诸侯求助。

　　 彼诸侯亦不满道荣之扩张，故暗中应允，许以金银助陶谦稳市。

　　 陶谦得援，重鼓士气，益宣新币之利。

　　 道荣闻北方诸侯助陶谦，知事已严重，即召赵元及诸谋士共议。

　　 赵元曰：“欲挫徐州铁币，必先稳洛阳币。可加强与边境之地经济合作，扩大洛阳币影响，兼密察北方诸侯动向，以防变生。”

　　 道荣善其策，遂遣使赴北，一面加深合作，一面密搜情报。

　　 又令司金者加强洛阳内部金银供给与管理，确保洛阳币不受挑战。

　　 道荣使者北上，加深经济合作，遂于边境诸侯间行洛阳币，利其商贸，遂使洛阳币之势更盛。

　　 陶谦得北方诸侯暗助，以金银增铸新币，益坚其信，市中新币稍见流通。

　　 然洛阳金银币早已深入人心，徐州商贾多倾向洛阳币，新币终难大行。

　　 陶谦为振新币，乃设策鼓励商贾用新币。

　　 市中各肆凡以新币交易者，可获税务之减免；以旧铁币或金银币者，则税加倍。

　　 又召徐州士绅、商贾会议，陈新币之益，以御外币之害。

　　 言辞恳切，颇得士绅拥护，商贾亦颇多应允。

　　 然道荣密探潜于徐州市中，伺机捣乱。

　　 凡陶谦所宣之策，彼密探即于市井造谣，谓新币虽优，终不敌洛阳币之利。

　　 更有商贾受道荣指使，以洛阳币高价易新币，致新币市价骤跌。

　　 徐州新币始稍得民心，复遭此乱，市井哗然，争用洛阳金银币而弃徐州新币。

　　 陶谦见市势不稳，乃令司市者严查贩金银币者，加以重罚。

　　 然市中金银币已多，无论何策，皆难遏之。

　　 陶谦深忧，乃复召北方诸侯会商，欲借其力以挫洛阳币。

　　 北方诸侯中，惟曹操、袁绍势最强，陶谦特遣重使与其盟好，承诺以铁矿、粮食相易，期其更厚相助。

　　 曹操、袁绍皆深忌道荣之势，故允助陶谦。

　　 曹操遣使入徐，赍金银万两，助其稳市。

　　 袁绍亦遣使同往，并赠银两与铁矿相济。

　　 陶谦得二人助，益壮其志，再造新币，市中稍得安定。

　　 然洛阳币之利已深植民心，虽商贾士绅皆拥护新币，市中百姓终偏洛阳金银币之便，故新币难大行于市。

　　 道荣闻曹操、袁绍助陶谦，益觉事势紧迫。

　　 乃召赵元及诸谋士共商策。

　　 赵元曰：“今北方诸侯助陶谦，然其志各异，未必真心助之。我等宜乘此机，加强洛阳币于徐州周边之流通，使新币难以行通。可遣使往豫州、兖州、青州，与诸边侯密商，广布洛阳币，以乱其市。”

　　 道荣纳其策，遂遣使赴三州，与豫州刘表、兖州刘岱、青州田楷商议，皆允道荣之请，令市中行洛阳币。

　　 洛阳金银币自此迅速流入徐州，市中争相用之。

　　 陶谦虽得曹操、袁绍助，奈洛阳币势盛，终难遏止市势之乱。

　　 道荣之使者往三州，与诸侯约定协同布币。

　　 豫州刘表、兖州刘岱、青州田楷皆允道荣所请，使市中广行洛阳币。

　　 自是洛阳金银币大盛，徐州商贾百姓皆趋之，市势益乱，陶谦之新币难以稳市。

　　 陶谦乃复召士绅、商贾共议，欲挫洛阳币之势。

　　 士绅陈言：“洛阳金银币得民心久矣，难以速遏，惟有固新币之质，以稳民意。新币若固，商贾必信之，方可御洛阳币之害。”

　　 陶谦以为然，遂命匠师再铸新币，益加金银，使其质更佳。

　　 陶谦又设法于市中推行新币，令司市者督各肆，凡以新币交易者，税减半。

　　 以洛阳币者，加税倍之。

　　 又与士绅、商贾订约，凡以洛阳币购货者，其价皆增。

　　 以新币者，其价皆减。

　　 此策一出，徐州市中稍有起色，民众见新币之利，渐趋于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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