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西路，徐州治所彭城县。

　　 “老王，节哀！那个——”

　　 保捷军凤州第一指挥指挥使张雷拍了拍广锐军秦州第一指挥指挥使王育的肩膀。

　　 后者正蹲在地上，搂着自己坐骑的脖子，为它拭去眼角的泪水。

　　 张雷递过一把短刀，催道：

　　 “再等就要凉了，快点吧——”

　　 王育闷不做声地拿起短刀，又看了一眼爱马。

　　 随即，干净利落地一刀捅进马脖子下端靠近心脏的位置。

　　 战马因为疼痛，稍稍扭动了一下脖子，就不再动了。

　　 其大大的眼睛中，似乎透着解脱的情感。

　　 垂死状态削弱了这个生灵心脏搏动的力量，喷射出不多的鲜血后，

　　 战马便无力地闭上了眼睛，血液的喷射状态也随之变为慢慢涌出。

　　 四名候在一旁的伙头兵赶紧冲上前，奋力提起马腿，以加快放血。

　　 王育别过头，丢下短刀，气急败坏地骂道：

　　 “催！催！催他娘！老子的‘姑娘’都催死了！跑出来个把月，贼毛还没捞到一根，打个球的仗！”

　　 张雷伸手按住王育的肩膀，却没有说话，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受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限制，此时千里行军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当年，张雷和王育所率各营兵马入蜀地平乱，时间比现在宽裕多了，

　　 仍有四十多人因“水土不服”先后生病，并且最终死了五人。

　　 这次平叛，他们两营之所以再次被抽中，就是因为经历过长途行军的考验，

　　 比起其他各营，有经验，要更抗造一些。

　　 事实上，相对于其余十三营超过两成的伤病率，

　　 张雷、王育二营伤病不足一成，的确是抗造得多。

　　 正常情况下，由关西进入气候宜人，开发度极高的京东地区，

　　 又不是到蛮荒且热瘴流行的岭南，不可能有这么夸张的伤病率。

　　 西军官兵伤病多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朝廷没头没脑的瞎指挥。

　　 从开拔开始，朝廷就在不断催促，越催越急，越急越催。

　　 一面是朝廷疯狂催促行军速度，一面却是相当糟糕的途中保障。

　　 沿途城池的位置是固定的，更快的行军，往往意味着夜间必须露营。

　　 在国内行军，安全问题不大，扎营可以马虎一些。

　　 都是粗糙军汉，疲惫行军一整日后，有个地方躺下就能马上睡得着。

　　 但饮食上将就，造成的问题就要麻烦得多。

　　 沿途州县也尽力供给了粮草，可是，饭菜却必须要下营后，伙头兵们自己做。

　　 因为行军耽误了大量时间，饭菜经常做得半生不熟，还不能不吃。

　　 吃不饱饭，耗损的体力得不到有效补充，身体机能迅速下降，就更容易生病。

　　 这还不算，集结地域和任务目标也在不断地变化。

　　 先是通知到东京城受阅，还没走到，就改成直接去应天府。

　　 才上路，又通知速去下邳县。

　　 刚跑一半，又来急报，赶紧去淮西。

　　 终于跑到淮西了，还没歇口气，急令再来，马上到彭城。

　　 朝廷里的大老爷们嘴巴一张一合，就可以在地图上重新划出一个集结地域。

　　 却不知道靠两条腿行军的小兵们，要多跑多少冤枉路。

　　 实际上，去淮西之前，全军伤病率还控制在一成以内，

　　 预定的开战前休整变成了再度开拔，松下的气再难提起，伤病才开始暴增。

　　 丘八们只认钱，在赏银的激励下，即便得了病，也能咬牙坚持。

　　 不会说话，对钱也没有兴趣的牲口却不行。

　　 本是马军的广锐军秦州第一指挥，因战马急剧减员，实际已经变成了步营。

　　 这一路上，王育双脚磨破了水泡，都舍不得骑他的姑娘。

　　 结果，还是没能保住一条马命。

　　 人、马大量伤病减员，让军中弥漫着颓丧的情绪。

　　 到此时，一仗未打，军士们却已经对这一战满是迷茫。

　　 张雷拾了条板凳，招呼王育，一起背对着正分割马匹的士卒坐下。

　　 张雷摘下酒葫芦，自顾喝下一口。

　　 “来一口？”

　　 接过张雷递来的酒葫芦，王育喝下一口，就将葫芦还了回去。

　　 这酒劲大，听说还是某个老熟人的产业。

　　 “教授，你会不会算卦？”

　　 “不会。”

　　 算卦是个技术活，很吃天赋，张雷确实不会。

　　 但他知道王育是有心事想倾诉，问的并不是算卦本身。

　　 “你想算啥？”

　　 “算一算我——咱们这一仗，到底要跟谁打？”

　　 王育本来想问自己会不会死在这一仗，话到嘴边，觉得晦气，临时改了嘴。

　　 本朝鼓励武人不读书，军中基本都是粗鲁武夫。

　　 读多了书的张雷在军中很是扎眼，他也清楚这一点，有话也不愿跟同袍深讲。

　　 “罗总管不是说了嘛，打京东贼人李子义，还能是谁？”

　　 王育转过身，盯着张雷问：“你信？”

　　 二人当年在泸南共过生死，关系比较近，但王育牢骚骚多，城府浅，张雷在他面前很少流露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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