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在之罘湾见到了“失踪官员”的赵遹，

　　 并逐步了解到同舟社埋于海面之下的冰山轮廓后，

　　 宗泽就被同舟社的庞大布局和徐泽超强的战略定力所折服，

　　 其人深信掌握这个庞大组织的掌舵人，绝不是谋朝篡逆的小人——

　　 对于一个心怀苍生，布局九州的真豪杰来说，

　　 割据政权大宋最多只能让他顺手为之，真不值得徐泽使用阴谋手段。

　　 垮过了心里这道坎，宗泽仿佛焕发了青春，又有了无穷的工作热情。

　　 快六十岁的人了，比一众衙吏还要有活力。

　　 其人不仅深入治下，督导同舟社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还将州衙一众属僚、胥吏使唤得团团转。

　　 针对共建会包税之后，

　　 州衙内人浮于事，只坐衙、不下乡的怠政行为，

　　 宗泽推出了与同舟社接轨的考绩评定标准，

　　 明确要求所有“公职人员”每年一评，

　　 不干事、干不好事、不干人事的，不仅会丢饭碗，还会受到严惩。

　　 其实，用不着他吓唬人。

　　 有作为才会有地位，

　　 流官必须依靠胥吏方能治理好地方，才给了他们上下其手的机会。

　　 但同舟社另起炉灶，靠共建会就能把地方治理的很好，

　　 对无法经常迁转的胥吏来说，就是巨大的生存危机。

　　 要么混吃等死，待到同舟社彻底掌控登州后，被扫地出门，

　　 要么主动转变思想和作风，积极按同舟社的要求办事。

　　 对这群“j猾小人”来说，

　　 这个选择，根本就是送分题，稍有脑子的人都知道怎么选。

　　 所以，早在宗泽投靠同舟社之前，

　　 这些胥吏就已经过着升衙摸鱼，收衙便为同舟社奔走的“地下党”生活。

　　 如今，有了知州相公的公开支持，

　　 由地下转为公开，用不着再偷偷摸摸了，

　　 于是，以往欺上瞒下，作威作福的胥吏们，

　　 在徐泽表现得越来越强势后，全都摇身一变，

　　 成了积极响应同舟社号召，心系百姓，服务乡里的“大好人”。

　　 家不在本地，又有任期迁转可期的流官要稍微好过一点，

　　 可以更加从容地处理与同舟社的关系，有政绩的事就干，需要担风险则免谈，

　　 但同舟社大改组以后，这种悠闲的好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

　　 海东、辽东等同舟社“直辖”的地方不论，登州的变化同样很大。

　　 徐泽先排人私下通知各县官员，同舟社近期有重大政策调整，

　　 怕出事，不敢留下的，想办法“礼送出境”。

　　 铁了心留下的官员，则在同舟社治下州郡的“内部任用”。

　　 且任内考绩将采取全新的评判标准，

　　 不仅将三年一评改成了每年“小评”，三年“大评”，

　　 而且，考绩还涉及到社务部之下多曹的具体量化指标。

　　 其实，指标量化再多，落不到实处，都是扯淡。

　　 但同舟社偏偏有能落到实处的办法——

　　 日常有吏曹、监曹的抽组巡察，

　　 考绩时，还要与治下共建会相互评分。

　　 待到知州宗泽投效后，

　　 同舟社通过知州衙门直接下令就更方便了，

　　 工作任务指向性更加明确，考评反馈也更注重数据说话，

　　 同舟社的总部就设在登州，

　　 上面有垂直指挥，面对面监察，下面有共建会反向监督，

　　 还像以前一样坐在衙门内当老爷是不成的。

　　 必须扑下身子，解实情、做事实，

　　 由此，工作压力倍增。

　　 官不好当，当不好官，好官太难当的感慨越来越多。

　　 但，这些话也只是少数官员私下感慨而已，

　　 谁觉得辛苦，可以不干，下面还有大把的人削尖脑袋想进来。

　　 毕竟，在同舟社治下，

　　 对官员能力的考评摆在首位的是能做事、做好事，

　　 读书确实很重要，同舟社连粗糙军汉都要识字，

　　 但读书不是唯一衡量尺度，任职还要看能力。

　　 比如农曹的曹首梁忠，

　　 满脸风霜，一身粗布衣，双手全是老茧，写诗作赋想也别想，

　　 但别人劝农真有一套，比很多老县令都强，你不得不服。

　　 实际上，“古代”的知识普及程度远非后世，

　　 真正能从读书这条道上走出来的，都是人中龙凤。

　　 任何朝代（包括明清），没能通过科举的英雄人物不少，

　　 但能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绝对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

　　 这些人或许是因为环境影响，或许是自甘堕落，

　　 当官后，很大一部分人，逐渐蜕化成酒囊饭袋和贪得无厌的蛀虫。

　　 但即便如此，也改变不了他们是时代精英的事实。

　　 当乱世迹象开始显现时，

　　 这些精英远比普通人能更早感知，也更清醒社会的现状，

　　 而后，在绝望而压抑的乱世前兆面前，这些人开始迅速分化。

　　 一部分人变得更加贪得无厌，拼命攫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以期望乱世来临时可以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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