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十四年九月初，皇十四子禛因事囚于府邸，非诏不得出。

　　 据朝臣弹劾，其主要罪行有三。

　　 其一，私铸铜钱，以铅充铜，换数倍之银，扰乱银钱之平衡，动摇国之根本。其二，勾结内官，刺探宫闱秘事，散布不敬之言。其三，联合外臣，构陷至亲血脉，排除异己，以争储位。

　　 其行径之恶劣，其后果之严重，罪不容诛。但天子念及父子血亲之情，感其诚心悔改之意，免于死罪，遂囚于府邸，以求自新。

　　 这可不是以往的面壁思过那般简单。慕容禛不曾封王，削无可削，罚无可罚，但被囚禁于府邸的举措，等同于贬为庶人。

　　 听说郑贵妃曾自解金饰，身披素衣，于殿外跪求崇仁皇帝。反被斥责，言其处贵妃之尊位，行粗鄙之事，不遵礼法，有失颜面，遂降为嫔。

　　 为自己亲生儿子求情，又哪顾得上有没有颜面？郑氏所为于母子至亲而言合情合理，到崇仁皇帝那里却成了不遵礼法之辈，可见心中对慕容禛之厌恶。

　　 只怕他此生已与储位无缘。

　　 这般变故来得太快，不禁群臣未曾预料，便是曾经有意支持慕容禛的程濂亦是防备不及。

　　 这原本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

　　 慕容禛是该失宠，但绝不在此时，他在眼下这种情况下被贬为庶人，是逼着慕容祗和慕容祁上位。可这样一来，形势就更难掌控。

　　 慕容禛一旦失势，慕容祗摇身一变就成了当朝最受宠的皇子，且有诚意侯等人在后，储位定可一争。可以崇仁皇帝之心性，若真有意让他们承袭，早已下旨封储，何以至今时？

　　 因此慕容祁必然会重获恩宠。

　　 可到那时，程濂手中却无筹码，隐现败落之象。因此，要说谁最不希望慕容禛失势，却是程濂无疑。

　　 但事已至此，他此前防备不及，如今就只能追寻始作俑者。

　　 私铸之事有迹可循，被人捉到把柄并不奇怪。但勾结内官，监视御书房和谋杀朝廷重臣之事，甚至于连朝臣名单都摆得清清楚楚，就没那么容易了。

　　 除非是慕容禛身边出了细作。

　　 且这个细作还知晓慕容禛所有事情。但就眼下的情况来看，并不能看出谁是细作。此事之后，慕容禛府上的长史幕僚或是获死罪入狱，或是削职为民，无一幸免。

　　 更要紧的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也觉察不出来——因为两位皇子都可从中获利，谁都有动手的可能。至于有无这个本事……单看靖安侯旧案，便知慕容祁贼心未死，手中人脉定不在少数。

　　 而慕容祗则更不必说，他有诚意侯等人扶持，早已与慕容禛不分伯仲，未必不是他所为。可惜程窦党皆未真正将心思放到他身上，一时间竟防备不及。

　　 但这件事首尾断得太干净，让程濂深感异常，他不禁给岩溪先生去信。

　　 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因为窦党也未插手此事，他们两党都是始料未及，最终又袖手旁观，并不知晓实情。可照岩溪先生之意，还是只能等待，等大长公主逝世，等崇仁皇帝老去，等慕容祗势大，再伺机而动。

　　 程濂别无他法，却也不敢轻举妄动。

　　 虽则他手中没了筹码，可争储之事到底只是个幌子，只要仍处内阁之首，崇仁皇帝恩宠不减，文武百官俱从他之号令，又有何可忧？

　　 但世事总是多变。

　　 程濂的安稳日子并没有过多久。

　　 西北暴动，榆林城陷。

　　 榆林总兵杜巩上书请罪，自言管辖不及，致使奴隶出逃，于街道犯事，多名官员受其戕害，命丧贱奴之手。甘愿受罚，唯望陛下斥责，以恕一身罪孽。

　　 这份奏折跑断气了好几匹马，被八百里加急送至金銮殿。

　　 然未等查明情况，榆林监军又传奏折于天听。而是榆林官员监守自盗，借职权之便置办奴隶场贩卖奴隶，以获巨资，其次又于城中暗设角斗场，命奴隶互相搏杀，胜者自终生免除奴籍。

　　 受到戕害的榆林官员正是在角斗场观赛之时，被奴隶暴起而击。而监守自盗者则是以榆林马市提督官程度潇为首的一众官员，其中还包括榆林总兵杜巩在内。

　　 听说崇仁皇帝看到这份奏折后，几乎昏厥，显然已是怒极。

　　 他如何想得到，自己亲命镇守边疆的将士，竟这般淫佚无度，行如此惨无人道之事，简直是无视天子谕令，将国朝法度弃于陬隅。

　　 让他们镇守边疆，护住大周的江山，他们却寻这样的法子来作乐。全然不顾及国朝的规章制度，更未将他这个天子放在眼里，何其荒谬！已是罪不容诛！

　　 他随即下令彻查。

　　 而当程濂拖着一身老骨头来御书房外求见时，崇仁皇帝却是不留半分情面打发回去。

　　 直言子不教父之过，程度潇行如此荒唐之事，与他这个父亲脱不了干系。事已至此，合该回府，闭门思过，已赎己身之罪孽，以何面目陈于君主？

　　 可见崇仁皇帝心中怒极，连这个辅佐他多年的老臣脸面也不愿顾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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